过去10年来，“逆全球化”思潮抬头，一些人呼吁通过“脱钩”来遏制贸易不平衡，控制移民，改善财产与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。近年发生的许多大事件，如英国脱欧、特朗普主义、乌克兰危机、供应链问题、全球能源危机，以及过去1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，让一些人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“逆全球化时代”。

然而，民粹主义者出于政治目的，刻意忽视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，这是巨大的错误。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、市场准入、产品成本降低、贸易畅通、技术和创新传播、人才得到更好利用、全球生活水平提高等好处，对经济增长、人类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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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三十年间，联合国的信誉受损，许多重要的联合国机构因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而陷入瘫痪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如果我们今天解散联合国，那么明天我们很可能又要重启它，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具有全球性。实际上，包括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、世界卫生组织、世界粮食计划署、联合国人口基金等众多机构在内的联合国体系，是应对当今全球变暖、疫情、贫困和绿色能源转型等挑战的有效工具。换句话说，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战争方面的失败及其在维护和平方面的缺陷，并不应影响我们对“联合国体系是有用的”这一判断。

同样，世界贸易组织的设立初衷是通过促进贸易来为所有人谋福利，旨在管理竞争，规范贸易行为，解决贸易争端，并打造一个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的平台。然而，它的权威和声誉也受到了损害，包括仲裁程序推迟，无法促成农产品新规则达成一致——这突显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，因为这些规则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利，但会阻碍发展中国家尚处于萌芽期的产业发展——更不用说持续存在的保护主义关税问题了。

在这种消极情绪为全球采取行动蒙上阴影之际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横空出世，在促进投资、创造就业和升级贸易所需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，其规模之大，几乎可以说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之最。自2013年提出以来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已经吸引了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，签署了200多项协议，把五洲四海连为一体。

在西方对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批评和质疑的同时，美国于2021年6月提出了自己的“重建更美好世界”倡议，欧盟也在同年12月提出了“全球门户倡议”。这两大倡议计划都基于与“一带一路”相同的基本原则，表明中国成功地挑战了非洲、拉丁美洲，甚至东亚和东南亚现有的地缘政治框架。两大西方倡议也证明了全球贸易对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。

此外，科技释放了强大的全球化动能，无论是在国际旅行、金融和贸易方面，还是在应对跨国犯罪、恐怖主义和健康威胁方面，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。

有人认为逆全球化已成既定事实，但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该观点。仔细观察经济数据就会发现，尽管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政策增强自身经济韧性，但世界经济在关键领域的全球化程度仍在加深而非减弱，特别是对“中国制造”的依赖度越来越高。疫情期间，全球贸易激增，世界各国同中国的贸易不仅没有放缓，反而持续走高。部分原因在于疫情时期的贸易重心从服务转向商品，但对华贸易的增长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：中国生产的高质量、高科技出口产品在价格方面极具竞争力，包括电动汽车、风力涡轮机、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重要的电子和电池组件。

“关税战”总是吸引新闻报道，但并不应被视为逆全球化的证据。譬如，一些国家虽然没有获得美国市场优惠准入，但仍然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标准贸易条款成功打入美国市场。事实上，过去六年间，美国从东南亚的进口激增。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(TPP) 之后，东南亚的原TPP国家对美出口增长的速度反而比之前快得多。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政策出台以来，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反而更加重要。即使西方对中国加征关税，世界经济仍是深度融合的。中国和西方的相互依赖关系只是被掩盖了，而不是被切断了。

如果我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和协定走向衰败，那么只会降低世界维护和平和实现繁荣的效率。逆全球化论调可能会很快消失，但也可能持续存在，这取决于决策者是否能对国际机构进行改革，使其具备足够的权威以高效运作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：尽管我们可以基于利益或价值观形成集团，例如金砖国家或石油输出国组织，但全球互联互通和贸易仍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。新加坡资深外交家马凯硕所倡导的“东西南北大融合”或许并不像我们今天认为的那样遥不可及。

徐瑾在《白银帝国：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》一书中指出，中国在明朝时期采用白银作为货币和税收手段，促进了早期全球化贸易形式的出现。我认为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将进一步促使世界走向一体化，推动全球贸易联通，而非将贸易体系割裂成不同区域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正是世界所需的，也是世界要努力去实现的伟大愿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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